一方面，在事实层面，应遵循无责任推定原则，无证据则不得以拟制推测之方法，推定其违法事实[68]。
[18]第三，从信息处理行为的性质角度而言，政府机关处理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活动方式，可以被视为特殊的行政事实行为，其一般不直接对信息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且通常从外部基本看不到该事实行为，尤其在运用大数据分析或算法的自动化决策中。公民的个人信息经常在毫不知情的情形下被收集、储存、披露或共享，公民的隐私权、人格尊严甚至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因此受到侵害，例如，警务工作中的个人信息错误导致错误的拘捕或行政强制措施等。
[13]Jürgen Kühling/Benedikt Buchner/Thomas Petri,Datenschutz-Grundverordnung Bundesdatenschutzgesetz Kommentar, 3. Aufl. 2020, Art. 6 Rn. 1。由此，为保护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也就有具有了公法属性，其一般禁止处理个人信息，除非具有合法的例外许可依据。书面与口头告知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有书面凭证。因此，政府在履行告知义务时也应当说明其权限依据，以便于信息主体判断其行为的主体合法性。根据个保法第50条的规定，个人向政府请求行使权利遭到拒绝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救济途径应当作为应予告知的内容加以规定。
[44]考虑到敏感信息被泄露或滥用将带来更大危害，在遵循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原则的基础上，政府应当为敏感个人信息提供更为坚实的保护，并通过区分保护的方式降低行政成本，为收集敏感信息设置更为严格的必要性和目的限制要求，相关告知的内容也应增加处理该类信息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等内容，并且一般应当获得信息主体的同意。作者简介：喻文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来法治研究院研究员。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麻烦，首先，按照哲学解释学的观点，有理解，理解就有不同，法官对地方性法规及其上位法的认识一定包含价值判断，不可能完全一致。
显然，地方性法规应当是自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之日起无效既往的监督模式侧重惩治腐败，强调通过高压反腐政策震慑腐败分子，快速遏制腐败存量、降低腐败增量。然而，监察法在形式上仍有尚待完备之处，譬如未就监察与司法衔接、对监察权的再监督、监察留置措施运用等内容作出规定，无法充分应对监察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重建平衡的权力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从高度集中走向有序分化，在权力系统上，区分了政党系统与政府系统，在横向权力结构上，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
因此，法治反腐体系构建不能阻碍公权力的有效运行，不能以牺牲公权力的运行效能为代价。如某公职人员上班时间发朋友圈被诫勉、因洗澡迟接巡查组电话访谈被给予警告处分，24名教师假期自费聚餐被纪委通报批评，等等。
根据监察法以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在职务犯罪调查中，监察人员对被调查人或者涉案人员逼供、诱供，或者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结果，则只能按照行政违法处理。二是分权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监督，体现了行政权对监察权的制约。与之相较，监察权配置基于预惩协同的法治反腐理念，强调预防第一性，惩治第二性。一方面，在纪监关系中，纪检机关与监察机关采取合署办公模式，事实上确立了监察权的主导地位。
以上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了确立监察权的优势地位，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偏重于权力博弈逻辑而忽视了权力平衡。这种相对低阶的权力定位，极大限制了反腐功能。二是监察管辖对司法管辖的实质压缩。尤其在监察与司法衔接的环节，监察机关的渗透实为制度设计使然，根本无法在实际运行中完全消除。
应当说，这样的改革创新是利弊共存，当弊端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改革的推进将面临瓶颈。因此，构建强势监察权的权力博弈逻辑自然顺应了该阶段的改革目标，高阶监察权的优势被过度放大，权力结构失衡问题容易被忽视。
一、权力博弈与新四权结构性失衡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专门性立法以及促进法法衔接。以上做法都是监察失范的体现，监察权自身的配置短板亟需重新检讨。
因此，监察权在约束其他权力的同时，其自身也要受到相应的再监督，这样考量，既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监察权的反腐功能，又能够确保监察权的运行符合法治化理念与规范化要求。监察权如何约束自身，从而保障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规范化与正规化。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运行状况，良好的权力结构，应当由宪法在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配置，参加分享这种权力的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从而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结构关系维持了各公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然而，关于司法权对监察权的监督问题，目前仍然欠缺体系化方案。因此，对于审判机关而言，通过综合考虑被告人陈述和辩解、律师辩护意见等资料，对影响定罪量刑的案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摆脱卷宗依赖、践行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重要路径。从根本上说，反腐败是为了防止公权力滥用，促进公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譬如，监察权吸收了司法权的成分，在处理职务犯罪时具有准司法权属性，因而很轻易地渗透了司法程序。通过构建完整的监察责任清单，根据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责任梯度，保障了监察责任条款的明确性。
第二阶段的任务则是根据新体制的实践状况，评估其运行效能，推动体制改革的纵深化发展，即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1条规定：公职人员既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又涉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机关管辖的犯罪，依法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的，应当由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分别依职权立案，监察机关承担组织协调职责，协调调查和侦查工作进度、重要调查和侦查措施使用等重要事项。
规则之治并不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终点，而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起点。基于现行权力配置模式及国家权力结构性特征，实现监察权结构的再平衡，需建立完善异体再监督机制、有效问责机制和公开运行机制等。
然而，如果将监察人员简单视为国家工作人员，适用国家工作人员有关犯罪，则相关法律责任配置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由此可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分权逻辑中跳脱出来，转向权力博弈角度重新理解监督的本质，并对权力结构进行根本改革，塑造了集高效、权威和强功能于一体的监察权，实现了对事监督的全流程、对人监察的全覆盖，确立了监察权在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博弈中的优势地位，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监督体系。因此，以构建平衡的权力结构为重心贯彻良法善治理念，是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监察权作为优势权力的反腐功能，促进监察法治进化的关键所在。明确规定的异体监督方式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媒体、公众的舆论监督，党的监督、司法监督虽然有所提及，但是并未规定具体的监督方式、监督内容及对应的措施。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这种限权的内在逻辑是：监察权是治权之权，其滥用的危害性较之其他公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必须规范监察权自身。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此为逻辑起点，将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作为预设目标，塑造出高阶而独立的监察权。对于司法机关而言，透过对全程录音录像的实质研判与分析，可以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卷资料相互对照，综合判断调查活动是否妥当，这对于检察机关加强对调查活动的再监督以及审判机关摆脱对监察机关的卷宗依赖，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大有裨益。
对此，监察法实施条例重点规定了相互配合。因为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是实质的侦查权，调查认定的事实、获取的证据必然影响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与审判机关的裁判。
总之，深化改革的根本逻辑是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塑造监察良法，需穿透至新四权结构的运作过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平衡。图片深化改革的实质：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 法治应时而生、因势而动，具有可进化性，其进化之事实，于吾人对于法律之价值判断之基础可予以暗示。在实践中，监察权对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了动态制衡，而行政权、司法权则相对难以制约监察权。没有规定具体责任的责任条款，无法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实质制约。
为此，第一阶段先设计监察权的基本内容，将监察权初步融入国家权力体系中，形成新四权结构雏形。第7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开展立案监督。
此种意义上的全程录音录像，已经丧失了保障司法过程公开透明的功能，实用价值大大削弱。从实际效果上看，改革之前，没有监察权衔接配合的纪检权反腐效果不佳。
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12.5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占70%，第二种形态占23.2%，第三种形态占3.3%，第四种形态占3.5%。在监检关系中，应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法律监督。